1997年，非著名人士我姥姥告诉上小学一年级的我：“中国人里，最有钱的叫李嘉诚。”
估计那会，马化腾还在深圳写程序，钟睒睒刚开始卖农夫山泉，京东创立也还要再晚一年……
因此，李氏家族在我孤陋寡闻的童年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导致每次新认识一个姓李的新朋友，我都忍不住怀疑，他会不会和李嘉诚有点关系。
可以说香港曾经繁荣靠的是这些巨富家族，如今走向争议似乎也与他们脱不了关系。
可为什么偏偏香港能“养”出来这些老钱家族，还可以在风雨飘摇中过三世而屹立？
实际上，1841就已开埠的香港（设立外贸口岸）是中国近代无法忽视的存在。
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若论商人社会地位，除了先秦便是割让为英国殖民地后的香港。
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国，葡萄牙，各色眼珠子的外国人蜂拥而至。
流落的渔夫乡民为果腹搵食而来，礼教传统观念在这里显得无比苍白。
传统社会格局打破后，连被传统视为「下叁流」的「奸富」行业——如黄、赌、毒都曾先后被列为合法专利行业。
洋行大班也在此兴建货仓码头、轮船燃气，银行保险业务、欧美股份制也被一同移植而来，造就了香港“天下熙攘皆为利”的基因。
周寿臣、何东、周少岐和李石朋等人就是在此时期崛起。
此后何家、李家、周家一直活跃在在香港发展的舞台上。
简单来说，同期内地的其他城市被传统封建思想所禁锢。
而香港却因“破坏”、“重构”而先吃到了螃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更容易积累财富。
1949年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下，内地的各路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面对不稳定的局势，纷纷投身香港。
使得香港汇聚大量的人流、物流和资本，再加上现代化经济体制和相对自由的营商环境，想不发家都难。
比如白手起家的包玉刚，趁着香港航运业快速发展之际，迅速扩张自己的船队，成为了知名全球的船王。
连当时香港的四大家族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和郭得胜都难以望其项背。
如今包玉刚家族的掌门人已经到了第三代，成功打破富不过三的魔咒。
可以说历史的机遇是这些家族财富升级，绵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遍观今天名声大噪的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等家族，无一不是敏锐的把握住了香港的跌宕沉浮。
中国文化中对宗族观念是非常讲究的，而家庭本身就是天生的创业团队，我们天生会基于血缘而信任。
可是家庭个体经济难以避免规模小、资金短缺、资源匮乏的缺点，“商帮”就此应运而生。
但不能否认大佬们就是有属于自己圈子，他们还不喜欢带外人玩。
香港商业家族多为粤商，身上有着同样的“粤商文化基因”。
与浙商的本土“筑巢引凤”不同，粤商的生长表现为区域性、本土性、家族性的特点。
由于受殖民影响，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一夫多妻合法状态中，且不受计划生育政策限制。
内地商业家族子嗣数量少，继承人选择范围小，万一孩子是个“阿斗”，那家族事业就难以为继。
相比之下，“人丁兴旺”的香港家族则不会面临着单一继承人的困扰。
像香港李锦记集团从李锦裳先生创办至今已走过120个春秋。
其间经历了三次从零资产甚至负资产起步的再创业，靠的就是众多李氏子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澳门赌王何鸿燊家族、香港霍英东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兄弟以及台塑集团的王永庆家族均爆发过家族内斗。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普遍接受信托来处理庞大的家族产业传承，通过紧锁股权防止家族企业被后代内斗而瓜分。
李嘉诚就是采用复式信托，设立了至少4个信托基金，分持公司股份，并对每个信托基金指定了受益人。
当血缘纽带无法维系时，与时俱进的新方式或许能让这些家族走得更远。
不过，如今提到香港，我们能说出口的似乎还是那几个老名字。
这些家族已然在香港盘踞数十年，把控着房产、电气、零售、金融等命脉。
他们的后代们应该永远无法理解香港平民的无奈和诉求。
用“忘掉种过的花，放弃理想吧”的《喜帖街》取代了“无畏更无惧，理想一起去追”的《狮子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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