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高才离开了香港，为什么香港留不住内地精英人才？

一半高才离开了香港，为什么香港留不住内地精英人才？

根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近期公布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备受瞩目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高才通）已收到13.5万宗申请，其中10.9万宗成功获批，内地人才占比高达94%，成绩斐然。

高才通最新申请和获批数据：

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近1年时间内，香港各项人才计划申请人数和获批人数最多都是高才通计划，其中申请数量是49680宗，获批数量是40446宗，获批率达81.41%。

从表格可以看到，香港高才通获批人才大部分来源自内地（获批数量为10.28万），其次是加拿大、美国、澳洲等地，内地人才约占94%以上。

本次港府也公布了BC类人才所毕业的院校归属地，大部分人来自内地院校，约占60%（内地院校获批人才为4792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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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才通计划继续推行，续签趋严：

2025《施政报告》指出，香港自2022年《施政报告》推出一系列新的输入人才政策，至今已有超过23万人才来港工作和发展。

其中“高才通”计划的续签率为55%，绝大多数获批者在港从事科创或金融行业，月收入显著高于香港中位数水平。按每月收入计，95%高于香港收入中位数2万多港元，50%更是高出近一倍，显示需求大，市场愿意付较高工资招揽

该计划预计每年可为香港带来约340亿港元经济贡献，约占GDP 1.2%。

*注：以上内容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2025年施政报告》整理，具体政策以官方实施细则为准。

图片来源：网络、香港01、特区政府官方直播、香港《2025年施政报告》

2025年的《施政报告》再次释放多项利好，涉及身份规划、教育扩容和金融市场改革，显示出政府推动发展的决心。如今，香港的身份优势和教育资源正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

高才通的踊跃申请、投资移民的优化放宽、非本地生名额的逐步提升……这些都不仅仅是“利好”，更是实实在在的“机会窗口"。它们背后，是香港渴望留住人才、激发创新的长远眼光。

一半高才离开了香港，为什么香港留不住内地精英人才？

香港“高才通”政策下近半数内地精英选择不续签，核心矛盾在于香港的城市定位与内地人才的现实需求出现结构性错配。这种错配并非简单的“留不住人”，而是全球化时代精英群体流动性增强与香港自身产业局限碰撞的必然结果。

当内地互联网、AI人才发现香港的职业舞台仍是“金融为主角、保险为配角”的传统剧本，当百万年薪在20万一月的房租前黯然失色，离开便成了理性选择。

一、续签率背后的真相：便利与代价的失衡

1、高才通续签成功率虽高达94%，但仅54%的申请人选择续签。这种“高通过、低选择”的怪象，揭示出政策设计与人才预期的错位。

许多申请者最初被“4-8周获批”的快捷通道吸引，实则瞄准短期福利：子女跨境教育机会、174国免签便利，却未认真评估长期居留成本。

某国际教育博主发现，不少中年申请者只为孩子争取在港读书资格，自身事业仍扎根内地，两年便利期后自然放弃续签。

2、生存成本则成为压垮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香港三口之家若年入不足百万港币，生活品质将远低于内地中产——两室一厅月租3万港币，国际学校学费动辄几十万。

即便月入4万港币的中位数薪资，也需将一半收入交给房东，部分人甚至陷入“倒贴钱上班”的窘境。

这种“精英收入、底层生活”的反差，让举家搬迁的决策变得异常艰难。

二、产业断层：当AI工程师遇上金融孤岛

香港产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内地高才的职业背景形成剧烈碰撞。这座城市的机会高度集中在金融、商贸等传统领域，容纳量有限且极度依赖本地人脉。

结果是，内地互联网大厂的技术骨干可能被迫转行卖保险，985院校的法律硕士或许降级做文员，网络上甚至出现“高才通成保险人才引进计划”的讽刺。

更矛盾的是，香港新兴产业多为金融配套服务，难以匹配内地科技人才的职业期待——AI工程师可能发现自己的工作只是给银行系统写报表，而非参与前沿技术研发。

这种职业错位催生出“逆向淘汰”现象：真正留下的要么是自带资金的高净值人群，要么是清北藤校背景的顶尖精英，普通高才则陷入“留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困境。

某HR透露，香港公关公司有三五年经验的助理月薪仅2万港币，甚至低于洗碗工的1.5万起薪。

当内地精英发现“在深圳住豪宅、在香港挤㓥房”的现实落差，职业尊严与生活品质的双重打击下，离开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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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围城：居住证与归属感的鸿沟

即便突破经济与职业的关卡，文化融入的隐形壁垒依然存在。许多高才即便精通粤语，仍会感受到“社交疏离感”——职场上同事下班后各自散去，缺乏内地常见的团建文化；生活中难以进入本地人的社交圈，多数人选择租房而非置业，潜意识里从未将香港视为“家”。

这种“物理居住却精神游离”的状态，与内地城市近年来显著提升的国际化水平形成对比。当上海、深圳的国际学校、双语环境、文化包容性持续改善，香港曾经的“独特优势”正在被快速稀释。

更值得玩味的是当代精英的“流动性心态”。与上世纪移民不同，如今的内地高才将香港视为众多选项之一，而非终极归宿。

他们擅长利用全球化资源配置生活——用香港身份规划子女教育，在内地继续发展事业，必要时随时调整坐标。这种“不把鸡蛋放一个篮子”的策略，使得香港难以通过传统方式建立人才黏性。

四、政策反思：从“抢人才”到“造生态”的转型

香港人才政策正站在关键转折点。前特首梁振英警示“绝大多数人才家庭并未真正落户”，5.7万套空置私宅的数据揭示出政策的表面繁荣。

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超越简单的“提高门槛”或“增加福利”，从产业生态重构入手：

一方面需打破金融霸权，培育科技、文创等新兴产业土壤；

另一方面应建立“内地-香港”职业资格互认体系，避免律师被迫卖保险的人才浪费。

对内地精英而言，选择香港本质是选择一种“可能性”——职业跃升的可能、生活品质的可能、全球视野的可能。当这些可能性在高房价、产业单一、文化隔阂中逐一消散，离开便不是背叛，而是理性计算后的必然。

香港要留住人才，或许首先需要回答：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蓝图中，自己究竟能为精英群体提供怎样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这座城市未来十年的人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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